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时，周先生提出中国人要“走进世界，做一个21世纪的公民”，而且要“认真学习地球村的交通规则”。他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跟着全球化时代的科学和民主前进”。入世，“就是成为世界公民”，“我的思想是入世，走进世界，追赶现代”。他立志要当地球村的新村民。他说，“21世纪人”的座右铭是：了解过去，开创未来。历史进退，匹夫有责。他还反复强调中国人要树立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他说：“我到处都这么说，要从世界来看国家，不要从国家来看世界，这是全球化时代的要求。这两句话可以用在任何地方，我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周先生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他的著述、价值观以及品行举止使其堪称中国当下最年长、最有资格的世界公民。
大家也许都知道，周老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设计师之一。在座各位，包括我们的下一代、下几代都受惠于《汉语拼音方案》，因此周先生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化和促进信息的全球化的贡献万古千秋。他是自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以来被列入的30位“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中唯一进入21世纪的老寿星，其他29位都作古了。他进入21世纪是96岁（按阴历算，下同），今年他107岁，到明年1月13日就迎来了108岁生日。迄今为止，他出版了40多本著作。为了庆贺他的108岁寿诞，一家中央级出版社届时将推出《周有光文集》，大约15卷左右。他最近的一本书《晚年所思》（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于今年6月。前不久，10月24日我和几位朋友有事上门拜见周老，仍见他老先生光彩依旧，身体硬朗，思维敏捷，十分健谈，从精气神方面观察，跟一年多前没有太明显的变化。他像他往日一样—读书、思索、写作、与亲朋好友交流、切磋学问，周而复始，天天如此。前十来天，11月l日，他还出席了一位老朋友90岁生日的宴会。会上，他说：希望大家“不怕千辛万苦，一定要把我们的国家导向正道，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 。
当今世界百岁老人也许不稀罕，但像周老那样著作等身、头脑至今还那么清晰的知识老人，恐怕是空前的。这位世纪老人大彻大悟，大智大勇，足不出斗室，天下大事、社会态势，了如指掌。他的心总是灿烂的，对未来社会满怀乐观情绪，心态之好，常人难以企求。因此他的生活宁静而快乐，有时甚至忘记了年龄，还相当活泼、热闹。朋友们见到周老，都感到他生活得十分充实。
大家也许都知道，周老50岁前是金融学家和经济学教授。后来他服从领导安排，从上海移居北京，改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1991年，周老先生85岁离开办公室后，将关注的目光从研究拼音、字母、文字和语言文字学转移到世界史、文化学、时代变化和人类社会历史演进规律等问题的探索上，阅读、思考与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写作的领域也越来越广。他迄今为止出版的40多本著作中，有一大半是在他退休之后完成的，其中有七八部作品集中反映他对科学与民主、文化的多样化和21世纪人类发展前景等宏大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在集中反映他跨学科研究心得的三部杂文集—《百岁新稿》（100岁时出版）、《朝闻道集》（104岁时出版）和《拾贝集》（105岁出版）中，他以独特的风格对人类文明和中外历史经验教训以及对国家、社会和文化发展深层次等问题进行了新的审视，因此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人们称道他是“当代中国的一位重量级思想家”和“最年轻的思想家”。其中，《朝闻道集》被评为“2010年度十大好书”，《拾贝集》被评为2012年国家级图书文津奖十大好书; 周先生本人还获得2010年中华文化人物荣誉称号和2010年魅力人物荣誉称号。周先生是这些年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兴起的新启蒙中最年长的尖兵。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不仅是卓越的语言学家，更是一位今人敬仰的大众知识分子。中老年人热爱他，青年人也喜欢他。
（本文节选自2012年11月的一次文化讲座讲稿。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有光《百岁新稿》、《朝闻道集》、《拾贝集》编者。）
算命的说他只能活到35岁
张森根
周老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经历了晚清（光绪和宣统）、民国（北洋政府和蒋介石政府以及抗战时代）和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几个不同的历史年代。他在常州和苏州上中小学，在上海入大学（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各二年）。离校后，他在上海、杭州、纽约、香港和北京等地生活和工作。1949年以前，他参加过救国会的爱国活动，他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发起人之一。重庆时期他经常参加周恩来召集的座谈会和讨论会。他一生中认识许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髙官，好多人劝他从政当官，但他都不为所动。解放后，民主党派的地位提髙了，他却一直保持低调。
周老一生有20年光景生活在厄运之中。一是抗战时间，他全家搬迁四川，八年中他颠沛流离，为了躲避鬼子轰炸和谋生，光安身就前后转换了17个住处，女儿因缺医少药活到4岁就夭折了。儿子被流弹击中，肚子上被打穿5个孔，自己在一次轰炸中被震到沟旁，看看周围的人都死了，他算是九死一生的存活者。全家几乎天天挣扎在死里逃生的环境下，有时还遭强盗抢劫。有一回全家被炸得只留下一双胶皮套鞋。好端端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落到了贫穷、挨饿的地步。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身无长物，一贫如洗，只能重新开始。但他一点不沮丧，乐观地面对生活，依然像战前那样积极工作，关心社会，与大家共呼吸、同命运。
二是“文革”又一次让他受尽折磨。他家五口人分居在宁夏、湖北和北京。“文革”前他要负担母亲、妻子和儿子的生活费、医疗费和学费，几乎要靠借贷过日子。入不敷出的他，“文革”前竟欠下了4000多元的债。“文革”开始，他每月只收到30元生活费。大家也许不知道，1940年代中期他在纽约生活时每月的薪金高达500美元，在美国也算得上中上等收入，如按现在的标准祘，月薪髙达人民币10多万元。他告诉我，解放初期他的工资收入只及美国教授的一半，改革开放之后收入就只有香港保姆的一半左右，对此他并不太在意，只要能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就可以了。“文革”结束，全家人齐集了，但原来那点并称不上富裕的“家产”己经荡然无存，不仅书籍丢失，连书稿、笔记、照片统统被毁。“文革”让他又一次倾家荡产，甚至比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局面还惨。但他毫不气馁，从干校返京后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工作。他总是不计较自己的遭遇和利益，心中纯然装着社会与事业。周老语言文字学的大部分学术成果也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取得的。
当然，中国有许多家庭都遭受过日寇侵略和“文革”之苦，但像周先生那样家庭生活大起大落，起承转合，阴晴风雨之后能饱满地投入工作，重新创业、转换社会角色和职业定位、又能在经济学、语言文字学以及夸学科研究事业上崭露头角的百岁老人并不多。他身上似乎永远充满着活力，能用乐观主义精神面对社会与人生，天天快乐，活得十分平静、愉悦、充实，令多少人羡慕不已。
周老的乐观主义精神还体现在他的生死观上。2002年8月14日周老夫人张允和去世，享年93岁。比他小3岁的张允和，自称“家庭妇女”，“一辈子是丫鬟命”，实际上是我国第一批进入大学的新女性，并当选为女学生会会长。她不但有才华，而且性格开朗。周老戏称她“快嘴李翠莲”。他们两人恋爱了8年才正式结婚。张允和的曾祖父当过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1921年张允和的父亲在苏州开办乐益女子中学，依然是大户人家。周老的祖上虽然也是官宦出身，民国时期开始败落。但张家十分开通,听凭儿女婚姻自由。叶圣陶说：“九如巷张家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张家四姐妹—元和、允和、兆和及充和，都找到了佳婿。四姐妹中以老三的夫婿沈从文最有名气，但也一生坎坷。张允和解放初在光华附中任中国史教员，后因业务精湛奉调上赴北京，去编纂教科书。不料在“三反五反”运动（从1950-1978年估计有56次这样的“政治运动”）中张允和挨整受气，周老索性让她回家过“家庭妇女”的生活。幸好如此，像张允和那样的家世和她的性格，在往后的50多场“政治运动”中可能性命难保。解放后，张家四姐妹地各一方。四对夫妻除周老外，仅四妹张充和现在美国生活。周老夫妻性格不同，周老爱喝咖啡、红茶，很理性，搞汉语现代化，推广汉语拼音，写理论文章。老妻则爱喝绿茶、老母鸡汤，重感情，写散文、随笔。周老爱听西洋音乐，妻子爱听传统音乐，唱昆曲。但他们70多年的恩爱生活过得十分快乐。张允和写道：他们“经过了无数的惊涛骇浪，石堤被打得千疮百孔，可是石堤上的两个人依然坚挺硬直”。他们都要一同接受人间的苦难，更愿享受人间和谐的幸福生活。张允和在去世的前夜，还同来客谈笑风生。她的突然去世，对周老是晴天霹雳，使他一时透不过气来，但后来想起了“残酷的进化论”，“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他只能服从自然规律，很快就平静下来，过起了孤寂但仍一如往常的日子。他说：“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周老年轻时身体很弱，一位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但现在他活过了比三个35岁还长。他幽默地说：不能怪算命先生，那是因为科学发达了，他所以能活得健康，还有，就是上帝把他忘记了。许多比他年岁小的老年人都说：人老了，活一天算一天。他却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他从81岁开始，作为一岁，从头算起，他还要继续读书、思考和写作。他真是一位快乐的智慧老人！（本文摘自作者2012年11月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行的一次文化讲座上的讲演底稿，发表前经过作者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