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自2023年提出以来，已广泛融入各级政策文件与社会话语体系。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相关内容相较前期有明显新增与强化。如何推动这一在“十四五”期间形成的理念共识于“十五五”阶段实现深化发展，成为关键实践命题。

鉴于其内涵复杂性，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难以通过单一突破实现，必须依托“系统思维”，从宏观理念转化为微观行动。依据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理论，可将其核心要素解构为科技、人与组织三大维度：技术变革是引擎，人的发展是宗旨，组织形态是载体。三者相互支撑、深度耦合，构成有机整体。厘清其内在逻辑，关乎未来核心竞争力的构筑。

一、科技：“开放”与“自主”的相互促进

封闭系统难以产生颠覆性创新，这是复杂系统理论中“涌现性”的基本规律。2003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教授Henry Chesbrough提出“开放式创新”理论，深刻改变了全球对研发边界的认知，推动了全球创新网络的形成。

荷兰ASML公司整合美国光源技术、德国蔡司镜头系统、日本光刻胶材料等全球资源，通过开放协作超越更为封闭的日本同行，确立高端光刻领域霸主地位。此类案例表明，“开放式创新”带来显著竞争优势。

然而，ASML的成功并非简单“拿来主义”，而在于拥有定义技术架构、主导全球协作的“系统主权”。这揭示“开放”的前提是“自主”。反观俄罗斯民航工业，因弱化独立研发体系，从竞争者沦为西方产品市场与维修车间，本土生态凋零，构成反面例证。

近年来部分国家“技术孤岛主义”抬头，“脱钩断链论”盛行。但理论与实践表明，多数领域内封闭必然导致落后；而失去自主性的消极开放，则易陷入价值链依附地位。

因此，“开放”与“自主”并非取舍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增强回路”——坚实自主能力提升高水平安全开放底气，进而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反哺更高水平自主能力。“无自主，不开放；无开放，难创新”成为解锁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二、人：“先发”和“平权”的良性循环

现代化本质是人的现代化。阿马蒂亚·森“能力方法”理论与保罗·罗默新经济增长理论均强调人才对经济增长的核心作用。争夺高素质人才已成为全球构建创新型经济的核心竞争领域，如“硅谷—班加罗尔”人才环流、新加坡“Tech.Pass”、德国“蓝卡”制度等。

但这些模式近年受到质疑。以美国硅谷为例，过度集中化加剧中西部“数字贫困”、创新不足、岗位失衡与贫富差距。问题随之而来：科技创新目标应服务于广泛群体福祉，还是仅限少数人财富积累？

这引向新质生产力关于“人”的辩证核心：在争取“先发”优势的同时，需确保更广泛人群共享“新质红利”，而非被其淘汰。德国“工业4.0”提供启示：未将传统产业工人视为变革代价，而是建立广泛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系统推进“劳动技能数字化转型”，实现技术进步与劳动者福祉同步。

打破“先发”与“平权”二元对立，可构建二者相互滋养的良性循环：以“先发”带动产业升级，为“平权”创造高质量就业空间；以“平权”为导向，为“先发”储备多元人才梯队。如全民数字技能与创新素养教育，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化。

使新质生产力的“新”不仅体现于技术前沿，更落实于包容性发展模式与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经济规律要求，也是迈向更具韧性与公正社会的必然选择，凸显“投资于人”的现实意义。

三、组织：“单体”到“系统”的范式跃迁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必然催生并依赖组织形态根本变革。如同先进芯片需匹配系统架构释放潜能，领先理念与技术亦需先进“组织基座”支撑。

佩蕾丝“技术—经济范式”指出，每次技术革命深入都伴随组织结构深刻变革。让·梯若尔平台经济学理论进一步表明，数字时代竞争已升维至生态系统对决。因此，新质生产力所催生或适配的新型组织，本身就是其先进性的组成部分，也是理解其优势的重要载体。

全球范围内此类组织创新并不罕见。研发层面，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跨越科研成果到产业应用的“死亡之谷”，构建实验室研究与产业需求间的制度化桥梁；产业层面，宝马、奔驰、大众等车企联合发起Catena-X联盟，打造数据主权共享、可互操作的汽车产业生态网络；社会治理层面，日本制定“Society 5.0”战略，探索超智能社会下的产业组织重构与社会系统优化。

尽管目标与形态各异，其共同内核在于新理念与新技术对传统生产关系的重塑，形成激发大规模高效协同的“网络化合作结构”。可见，构建包含组织形态与运行机制在内的“制度基础设施”，与技术创新同等重要——通过“系统性容器”将离散先进要素整体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能。

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与行业领导者需完成角色转换：从资源分配者转变为生态位设计者、规则制定者与共同愿景塑造者，实现从“单体”到“系统”的升维，以及从“管理”到“治理”的功能转型。

这一由技术到管理、从组织目标到个体角色的延展，既勾勒出构建未来竞争优势的现实路径，也展现新质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内涵与战略意义。

四、结语

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指出，创新是打破旧均衡、建立新均衡的动态过程。尽管创新与市场占据显要位置，但技术突破与规模领先并非竞争终点，亦不能自动保障成功。例如日本“第五代计算机”、原苏联三进制计算机虽具科技优越性，柯达与诺基亚曾为市场寡头，最终均未能持续领先。

可见，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技术概念，更是制度、资源、文化协同的系统工程。实现“十五五”发展目标，须警惕“技术决定论”陷阱。面对剧烈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不能止于创新与市场之争，还需应对体系与生态系统成熟度的全面比拼。

归根结底，现代化愿景与赢得未来主动权的愿望，不仅关乎科技革命，更涉及深层制度创新与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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